2017年12月1日，俄羅斯莫斯科，普京在2018俄羅斯世界杯小組賽分組抽簽儀式上發表演講。

體育榮譽與政治資源

俄羅斯獲得本屆足球世界杯舉辦權及烏克蘭危機之后圍繞這種舉辦權的俄－西方博弈，時刻都在提醒我們體育賽事完全有可能成為國際政治的運作目標。

2010年12月，莫斯科意外戰勝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候選國。時任總理但實際上依然掌握著俄羅斯最高權力的普京沒有像英國首相卡梅倫等一樣前往蘇黎世參加最后的拉票。但當勝利的消息公布后，普京立刻興沖沖地飛赴蘇黎世，承諾將通過世界杯的承辦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的、透明的俄羅斯。為了讓世界杯球迷感受和體認最大的舒適和最積極的情感，一向以簽證制度嚴苛出名的俄羅斯選擇在這一時間段為世界各國球迷提供免簽待遇。

如果說，政治考量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申辦世界杯的重要因素，那么，隨后的烏克蘭危機及迄今的俄－西方關系都在反復驗證著體育即政治的道理。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深刻地，甚至是永遠地改變了后冷戰時期的俄－西方關系結構，從而讓取消俄羅斯的世界杯舉辦權一度成為和取消俄羅斯G8資格同等效果的“巧制裁”議程的核心內容之一。這種把體育和政治摻雜到一起的做法對俄羅斯來說絕對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

2014年索契冬奧會，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專程趕去參加閉幕式外，西方發達國家清一色地選擇了抵制。更久遠的蘇聯時期，蘇聯承辦的1980年夏季奧運會也曾經因為蘇軍入侵阿富汗受到了很多國家的抵制。

俄羅斯本身近年來不斷增加在體育方面的投入，在本屆足球世界杯之前俄羅斯還先后承辦了冬奧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游泳世錦賽等一系列大型國際賽事。在一定意義上，這可能也是蘇聯時期傳統體育政治在后蘇聯時期的歷史性回歸。在當年美蘇兩極對抗格局下，體育競賽也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內涵。

與蘇聯足球曾經獲打入世界杯半決賽、一次獲得歐洲杯冠軍、三次獲得歐洲杯亞軍的成績相比，今天的俄羅斯有點兒漸行漸遠的趨勢。相反，倒是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仍擁有堪稱世界強隊的男足，在冷戰結束后的競技成績也遠好于俄羅斯隊。因此，當下普京政府對體育的重視似乎更像是一種傳統的再發明。從體育運動中獲得榮譽進而轉化為政治資源的邏輯，在二十多年的轉型期過后還在發揮作用?？赡苷驗槿绱?，揭幕戰以5：0狂勝沙特隊后，包括普京在內的俄羅斯人大概希望俄羅斯隊在本屆世界杯上可以走得更穩更遠。

和以往歷屆世界杯一樣，足球場上總歸幾家歡喜幾家愁，傳統的足球強隊被淘汰出局和所謂的黑馬昂首挺進其實是一種常態。但每每都能聽到一些陰謀論的解釋，俄羅斯世界杯也不例外。個別球隊個別場次的勝負甚至被解釋為西方國家有意識地制裁俄羅斯的手段。昔日超級球隊的失意被腦洞大開地解釋為要借此降低比賽的觀賞性，壓低轉播收視率，減少俄羅斯的盈利空間。這大概可以被視為足球政治的低配理解版本，此類認知本身從另一個側面論證了體育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當地時間2018年6月14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沙特球迷觀看世界杯揭幕戰。圖為在現場觀戰的普京。

世界杯經濟效益的政治含義

接下來，我們需要仔細討論一下，俄羅斯世界杯所反映出的當代俄羅斯體育背后怎樣的一種政治經濟邏輯。

2010年獲得世界杯舉辦權時俄羅斯的考慮可能主要是在于營建一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大國形象，這和2004年起克里姆林宮力推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工程頗有類似之處。但形勢比人強，當時的俄羅斯人顯然沒有預見到新冷戰的幽靈會再度在歐亞大陸徘徊，也沒有想到俄羅斯在這八年內離躋身世界經濟五強的夢想反而越來越遠。曾任普京的助理的政治學家蘇爾科夫前一段時間甚至發出俄羅斯注定百年孤獨的感慨?？梢哉f，國際、地區和國內層面上的形勢變化都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的世界杯議程，也決定了莫斯科必須要打好世界杯這張牌，從中謀求最大化的政治－經濟等利益。

首先，經濟增長持續乏力、進口替代戰略取得部分但仍較為有限的成果、走出宏觀經濟危機但始終未能解決結構性弊端的俄羅斯對世界杯經濟學有足夠期待。俄羅斯主管經濟的政府高官認為世界杯可以給俄經濟帶來2％的增長，并且在未來十年都能夠發揮持續效應。在普京第四任總統任期開端之年，世界杯能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無疑具有重大的政治含義，若真的如同克里姆林宮評估的那樣成功，則可以為普京未來六年內執政贏得更為有利的政治－社會環境。

某種程度上，對本屆世界杯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其經濟效益的美好預期跟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總體上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密不可分。2017年，俄羅斯經濟終于走出了“零／負增長陷阱”，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羅斯從此告別了被部分經濟學家批評為“有增長無發展”的舊模式。中長期內俄羅斯經濟幾無可能重歸普京頭兩個總統任期內的高速增長，低速增長的大趨勢很難修正。2012年普京第三次競選總統時曾在媒體發表7篇長文作為施政綱領，重提2007年由普京親信格列夫牽頭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中GDP提升至世界第五這一最核心的指標。普京今年3月1日發表國情咨文再次重復這一愿景，但落實時間再度推遲，且被外界普遍認為很難達成預期目標。

當然，我們注意到，普京今年以創紀錄的高票贏得第四次總統大選的勝利，克里米亞效應體現得淋漓盡致。此前十八年內以經濟發展換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權力公式開始被經濟和政治分離的規則所替代。某種程度上，普京已經完成了執政正當性來源的轉換，收回克里米亞使嵌入俄羅斯政治傳統的領袖評估和認知模式重新發揮作用，使得他可以無需過多倚賴經濟因素。

與此同時，普京政府還是很重視經濟議程。如果新的總統任期內，俄羅斯經濟上表現出足夠的活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對普京來說一定可以提供更扎實的民眾滿意度和支持度。由此，普京本人對本屆世界杯十分看重，希望借此拉升處于頹勢的俄羅斯經濟。

近年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主辦大型賽事，尤其是必然需要的基礎設施更新升級，很難在短期內實現投資成本的回收。相反，虧本倒是主辦方面臨的常態。即便如此，俄羅斯此次還是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世界杯對俄羅斯經濟的正面貢獻，這本身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2018俄羅斯世界杯揭幕戰，俄羅斯Vs沙特阿拉伯，普京致辭。

創造新、老“近衛軍”的獲勝集合

第二，主辦本屆足球世界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使普京體制的穩定性得以加強。近年來克里姆林宮開始啟動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經在普京團隊中發揮過關鍵作用的“老近衛軍”慢慢淡出政治舞臺，“新近衛軍”接班上崗的態勢已經形成。新團隊中部分人屬于政治新人，但更多的還是在克里姆林宮序列中慢慢成長起來的成熟技術官僚和一部分子承父業的二代精英。

新舊精英的漸進式轉換同樣意味著利益集團的局部調整，也必然帶來一定范圍內的利益重組?；趪抑髁x的傳統，普京的經濟政策從葉利欽時期的自由放任修正為市場經濟加宏觀調控的模式，任用不少側近精英以國家代表的名義掌控油氣、航空、納米等關鍵戰略行業，避免寡頭資本超越甚至部分控制國家權力的被動局面重演。在這一格局下，被評論界稱之為普京政治局2．0版及與之匹配的更大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精英組合的更新升級必然帶來安撫舊精英和穩住新精英的雙重任務。對于克里姆林宮而言，盡可能地減少新舊轉換可能帶來的局部動蕩、重新分配內部的資源和紅利、最大限度地創造獲勝集合（win－set）自然而然地變成了最大的政治。

總投入足夠大的足球世界杯和以往俄羅斯先后承辦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游泳世界競標賽，和2012年曾經承辦過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樣，都可以發揮一種特殊的重新分配資源的功能。

在此前提下，130億美元的投入只要發揮了上述政治功能就絕對物有所值。用俄羅斯朋友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絕非最優選擇的政治決斷，但這種次優選擇實際上一方面可以為克里姆林宮贏得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忠誠和支持，另外一方面至少給民眾留下了目前仍有相當不足的基礎設施。

當地時間2018年6月28日，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造訪莫斯科紅場世界杯主題公園。

調節地區發展不平衡痼疾

第三，借舉辦足球世界杯的東風部分調節地區發展極端不平衡的痼疾，給俄羅斯地區發展提供新動力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考量。

廣袤無垠的空間及附屬于其上的豐厚資源儲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羨慕嫉妒但又無法恨的俄羅斯的比較優勢，又是俄羅斯快樂并痛著且難以跳脫的影響其發展路徑的比較劣勢的根源所在。研究資源能源經濟的國際學界所百般詬病的“資源詛咒”和“荷蘭病”現象在俄羅斯都有所體現，日本一橋大學久保亭真彰甚至直接將俄羅斯過于依賴資源、結構性調整因此困難重重的病灶及其表征命名為“俄羅斯病”。

應該說，這種發展悖論跟俄羅斯幅員遼闊的地理特征及其必然帶來的治理效率難題有一定的關聯性。僅僅因長距離運輸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物流成本，就讓每一個進場的市場玩家都望而生畏。空間因素大概是為什么自沙俄以降市場經濟模式和理念在俄羅斯始終頗為水土不服的根腳所在，這完全契合了秘魯經濟學家狄索托首先使用的“布羅代爾鐘罩”概念所指向的市場經濟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認知。

俄羅斯有句俗諺稱“莫斯科不是整個俄羅斯”，描述的恰恰是這種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俄羅斯共有十五座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第三名新西伯利亞才160萬，最末的伏爾加格勒只有101萬人。也因為如此，從沙俄到蘇聯再到當代俄羅斯，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常態：一是三個俄羅斯都始終面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治理難題；二是俄國中央政權始終都想通過一種非市場的手段試圖調節和化解地區差異問題。歷史上的軍事總督制和當代的財政聯邦主義都可以歸入此類措施。

普京執政以來，轉移支付較為有效地緩解了欠發達地區的財源不足以及隨之而來的發展乏力問題。因此，克里姆林宮本次選擇了十余座城市來承辦不同階段的不同場次比賽，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可以盡可能地通過世界杯組織資金的分配和再分配部分調整日益加大的發展不平衡難題。11個世界杯舉辦城市中，既有伏爾加格勒、下諾夫哥羅德等基礎設施和整體經濟發展都很落后的地方，也有薩蘭斯克和索契這樣人口不足50萬難以具備規模效應的城市。

當然，這一次克里姆林宮出人意料地只選擇了其歐陸部分的城市，而沒有把遠東等邊遠地區納入。但這不妨礙世界杯安排的地方維度的解釋力。世界杯是系統工程，而不僅僅只需要考慮中央－地方關系一個層面。歐陸部分單位基礎設施相較于邊遠地區總歸要更好，對于經濟實力有限的莫斯科而言有更高性價比；相較于整個遠東只有625萬人口，俄羅斯歐洲部分城市的規模更大，更能發揮集聚和乘數效應。橫跨十一個時區的國土決定了集中安排在歐洲部分對球隊和觀眾都會更便利。概而言之，莫斯科本次的選擇考慮到了地區不平衡的因素，130多億美元的整體投入可能會成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2018俄羅斯世界杯第15日，大羅等球星參加足球趣味賽，普京到場大秀球技。

大國地位與愛國主義

第四，足球世界杯還是克里姆林宮高度重視的民族／國家構建的一部分，足以在精神層面上推動民眾愛國主義情感的生成和穩固，給普京政府提供新的民意基礎。

對于大國地位的追求已經被鐫刻到俄羅斯的民族基因上。普京在葉利欽轉交總統權力的前一天于《獨立報》發表的長文就警示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有淪為二流三流國家的風險。俄羅斯學術界和決策圈都認可的一種對俄－西方關系在烏克蘭危機后降至冷戰結束后的最低點的解釋是，俄沒有被西方視為平等伙伴而更多被當做小跟班、依附者所帶來的民族屈辱感。

在克里姆林宮看來，大國地位除了在國際安全事務當中俄羅斯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外，俄羅斯還必須在軟實力等非傳統強項上下功夫。俄羅斯用于指導對外關系的行動指南——《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等重要文本的最新版都納入了上述思想。由此，足球世界杯的主辦具備了兩種不同層面的價值：對外，除了展示俄羅斯在申辦之初的開放透明形象外，西方發達國家一度威脅采用類似將俄羅斯踢出“八國集團”的方式剝奪俄的主辦權賦予了俄在反霸權主義方面的帶頭大哥角色，這又會被自動轉換為俄大國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內，克里姆林宮無論如何都可以獲得足夠多的正當性加分。足球世界杯成功舉行，尤其是如果俄羅斯男足獲得較好的戰績將必然點燃繼克里米亞“回歸”后的又一輪民族激情。

此前，俄羅斯將包括平昌冬奧會俄羅斯運動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參加比賽當成了西方借機懲罰俄的陰謀。二者對比之下，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包括對普京本人的擁戴在本屆世界杯舉辦過程中及隨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可能會達到一個新高度。從目前公布的信息看，世界杯閉幕后的第二天，普京將在赫爾辛基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元首峰會。這一時間點和地點的選擇都表明，俄羅斯期待把主辦足球世界杯的價值用到極致。

試想一下，如果赫爾辛基峰會延續以往三次蘇美、俄美峰會所帶來的緩和效應，普京的威望必然還會提升。在第三國舉行雙邊會晤所帶來的俄孜孜以求的平等性、對等性，至少對俄而言絕對意義重大。

總而言之，當代俄羅斯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不僅成為國際政治運動場權力博弈的重要目標，也事關俄羅斯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具體議程安排。對于莫斯科而言，世界杯遠遠不止是一項大型體育盛會，而是一種具有多重作用的政治－經濟－社會系統工程。即便外界對此次世界杯的成本－收益比多有質疑，但至少克里姆林宮更在乎的是其作為普京長期執政的正當性提供者的功能。

足球世界杯因此成為了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克服新舊精英嬗遞的分利機制，調整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補充手段和民族／國家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意義上，俄羅斯政府圍繞足球世界杯的所有安排都充滿了政治維度，這也是俄羅斯歷史的路徑依賴在當代的時間層面和體育的議題領域的一次隆隆的回響。